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年后，1496年，一种名为玉米的神奇植物被从美洲带到了欧洲，并逐渐传遍世界。中国人不会想到，一场以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为代表的超级农业革命，即将在全球化的开声中，剧烈地冲击中国。 　　在传入欧洲55年后，明朝嘉靖三十年（1551），河南《襄城县志》就出现了关于玉米在中国的最早文字记载；四年后的嘉靖三十四年（1555），当时，由云南土司进贡的玉米在送入北京的途中经过河南巩县，又被《巩县志》留下记载。 　　对此历史学家分析，玉米在从美洲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存在着东南海路、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个方向，而明朝时期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字记录中的玉米，其应该是经过缅甸等西南陆路传入云南后进入中国的。 　　由于传入路线的多元化，在明朝，有关玉米的名称也出现了玉蜀黍、包谷、包米、包粟、包芦、玉茭 、珍珠米等多种称呼。对于这种在中国出现的新奇植物，为了撰写《本草纲目》行走四方的李时珍（1518-1593），在1552至1578年游走采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玉米在长江中下游的种植，但他对当时玉米的描写是“种者亦罕”。 　　但两百年后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湖南的《沅州府志》中，已经出现了“玉蜀黍 ，俗名玉米……此种近时楚中遍艺之”的记载，在低调进入中国200多年后，玉米，在中国开始爆发了。 　　▲玉米在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后，传播一度较为缓慢。图源：摄图网 　　尽管玉米经西南陆路和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但玉米在传入云南和甘肃等西部地区后，在明朝时并未向中国内地大规模传播，玉米在中国的爆发，首先源于福建等东南海路的传播。 　　明朝万历三年（1575），天主教传教士Herrera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已经出现了玉米栽培。由于福建地形“八山一水一分田”，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人口不断激增的福建到了宋代时，人口已经高度密集，并不断向外扩散进入江西南部的赣南、赣北地区。在此情况下，在明朝中后期引入福建的玉米、番薯开始传播进入江西山区，到了清朝道光时期（1821-1850），江西《玉山县志》就记载说，当地“田间作息无间且晚，以余力竭之于山，茶、桐、杉、竹及靛、薯、玉蜀黍。” 　　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50岁的老秀才陈振龙为了拯救世人，从菲律宾偷运番薯进入福建的坎坷故事不同，玉米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已经难以考证。但在16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后，同样以福建为基地，玉米从福建翻越南岭山脉，随着福建移民进入江西，却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此后，中国陷入了长期战乱，一直到1681年康熙皇帝基本平定三藩之乱后，属于玉米的盛世逐渐到来。 　　尽管多年战乱，但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玉米沿着福建-江西的路线，继续传入湖南，在清代湖南的方志中，出现了“湖南一省半山半水……至于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玉蜀黍俗名玉米，荆属傍山及州田多种之”的记载。 　　进入清朝康雍乾时期（1662-1795）后，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南的路线，逐渐在湖广地区传播开来，这方面，棚民的开发至关重要。 　　清朝入关后，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官方能控制的人口仅有1920万人，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后，中国人口开始激增：乾隆六年（1741），清朝人口达到了1.43亿人；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清朝人口达到了2.96亿人；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达到了4.12亿人。 　　对于这种人口的激烈暴增，乾隆皇帝感到了巨大压力，因为当时，清朝的耕地从顺治十六年（1659）的549万顷，扩展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的607万顷，面对平原地区土地的开垦殆尽，乾隆皇帝忧心忡忡地说： 　　“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以不奋倍褪。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深忧之。有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藉以暂谋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 　　为了解决这种人口与土地的巨大压力，乾隆七年（1742）开始，清廷正式“弛禁”，从以前的禁止，转为允许和鼓励农民进入山区开垦，并宣布山区开垦土地免收地税，同时还对山区居民在科举考试方面给予名额照顾。这些举措更加促进了中国山区的开垦，而耐旱、易种的玉米，从此随着中国农民的脚步，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挺进山区运动。 　　早从明代后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加上明朝后期中国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大量农民就开始涌入山区开发土地，这些在山区搭棚居住的农民又被称为“棚民”。 　　《清史稿·食货志》就记载道，“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著，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春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 　　当时，这些涌入山区的农民，通过砍伐树木从事耕种、炼铁、烧炭、种植蘑菇和采矿等各种职业，由于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这就使得更多的平原居民开始涌入山区避乱求生。 　　于是，在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川鄂陕等各省交界地区，棚民的大规模聚集和向山区开发，成为明清时期的重要移民现象，而在清朝康雍乾时期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激增的人口无处可去，更加大规模涌入山区。于是，在乾隆六年（1742）清廷正式放开山区开垦禁令后，一场有关中国山区开垦的浩瀚运动更是激烈展开。 　　▲图源：摄图网 　　在向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区开垦运动中，由于传统的水稻、小麦、粟、黍、高粱、荞麦等作物对水源、土壤和气候要求相对较高，这就使得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农作物开始大显身手。 　　当时，棚民一般在山区的低地种植喜欢暖湿气候的番薯，在更高的山地则种植耐旱的玉米，在高寒地区则种植生存能力最强、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三种美洲作物因地制宜、轮番上阵，从而为棚民的生存，和中国的人口大爆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动力。 　　随着玉米的广泛种植，以地处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湖北恩施为例，“环邑皆高山以包谷为正粮，间有稻田种植，收获恒迟，贫民则以种薯为正务，最高之山惟种药材，近则遍植洋芋（马铃薯），穷民赖以为生”。 　　到了清朝嘉庆皇帝时期（1796-1820），湖南湘西的《龙山县志》记载说，当地的棚民“烧舍种植杂粮，包谷尤为大庄”，同时期的湖南浏阳，其《浏阳县志》也记载说：“山土只种包粟”。 2004新澳门天天开好彩大全,诠释解析落实_创新版4.009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湖北建始县志更是记载说，当地“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 　　随着棚民在山区的开垦，于是，玉米沿着福建-江西-湖广地区开始广泛蔓延，并反向渗透进入贵州、云南地区，到了嘉庆、道光皇帝时期，随着大量外省流民涌入云南，云南的玉米种植也进入了高潮时期。 　　当时，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流民纷纷迁入云南，以致于清廷大员林则徐在云南保山县看到玉米种植“自半山腰中，下至临江间”、“无业客民，单身赴彼，或种包谷杂粮”，而在云南顺宁府，玉米甚至成为了主粮，“府属山多田少，多种荞与玉米，以此为天”，在云南曲靖府宣威州“苞谷，熬糖、煮酒、磨面，功用甚大，宣人仰为口粮大宗”。 　　随着明末清初战乱的结束，玉米在中国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而随着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开始，玉米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当时，四川在经历明末清初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乱后，人口从明朝万历六年（1578）的600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面对四川土著人口几乎伤亡殆尽的惨痛局面，清廷从康熙皇帝时期，就开始大规模鼓励湖广地区的民众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而从康熙皇帝时期到嘉庆皇帝时期，湖广地区共有600多万人移民四川，从而为四川的人口复苏和开垦注入了崭新活力。 　　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浩瀚到来，玉米，也随之开始大规模挺进四川，并延伸进入四川与陕西、湖北交界的秦岭、巴山地区，乾隆时期，陕甘总督毕沅就上奏说：陕西兴安州（今陕西安康）“从前多数荒山，后因两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省民人前来开垦，数年中，骤增户口数十万。” 　　当时，棚民进入秦岭巴山地区后，“或只身前往，或携眷而来，开垦黄山，种植包谷杂粮”，到了乾隆时期，陕南地区的《延长县志》记载说，棚民在陕南山区种植玉米收成显著，“近来南方普种山原，收获倍于别种，始知玉米”，“南方农人种仅二十余年，不忧饥饿且或骤致小富”，因此“劝种玉米以济民食”。 　　当时，陕西“汉中府之留坝、凤县、宁羌、略阳、定远、洋县六邑，商州之镇安、山阳、商南、洛南四邑，兴安府属之安康、石泉、紫阳、询阳、白河五邑，民食皆以苞谷杂粮为正庄稼”，“山氓为常饭”，而在陕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包谷）一季歉收，不惟贫者无食，即富者亦无粮”的仰以为生的局面。2024年新奥门天天开彩免费资料 ,收益成语分析落实_钱包版5.842 　　在这种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大规模挺进山区的作用下，中国开始了自宋代引入占城稻以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对此，历史学家葛剑雄评价说：“甘薯、玉米、花生、土豆等高产耐旱作物的引种等都曾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使人口有了新的增加”，学者姜涛也指出：“粮食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尤其是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无疑也是中国人口在明清两代得以大增长的重要条件”。 　　▲玉米面。图源：摄图网 　　但在促进人口大爆炸的同时，玉米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在明末清初以前，尽管中国的原始森林逐渐经历了大规模破坏，但在川鄂陕、湘赣、赣鄂皖、闽浙赣、闽粤赣等各省交界地区，仍然存在着广袤的原始森林，明朝中后期玉米、马铃薯等耐旱和适宜山地种植的美洲农作物进入中国后，随着玉米的大规模传播和开垦种植，中国的森林破坏也再次进入了高潮2024新奥正版资料免费提供,确保成语解释落实的问题_优选版0.692。 　　当时，各地棚民在进入山区后，纷纷砍伐森林种植玉米，在玉米的支持下，在山区扎根下来的棚民又继续砍伐森林炼铁、烧炭、种植蘑菇，这种“剃光头”式的山区滥砍滥发，使得山区土壤在几年后就被雨水冲刷流失，到处“石骨嶙峋”难以耕种，于是，棚民又继续在山区迁移开垦“游耕”，使得中国南方各省交界的森林毁坏愈演愈烈。 　　▲晚清，玉米地里的农民。图源：网络 　　到了道光皇帝时期（1821-1850），陕南地区的山地，“为川楚客民开垦殆尽”、“低山尽村庄，沟岔无余土”，随着棚民的大规模毁林种田，水土流失问题也日益严重，同治皇帝时期（1861-1875），江西武宁县志就记载说，“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由于棚民开山造成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这就使得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患日益严重管家婆一肖一码最准资料公开 ,时代资料解释落实_探索版7.422。 　　对此，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1785-1850）就向清廷上奏说，汉水流域由于秦岭巴山地区的棚民开山种植玉米等农作物，造成常年水患：“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至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水愈浅……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 　　在这种大规模开垦山区，造成滥砍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水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移民进入山区的棚民与山下的地方土著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种土著与客籍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有些土著将棚民称之为“棚匪”、“棚害”，有的地方土著甚至写了《驱除棚害记》，以记载土著居民连结官府驱逐棚民的“功绩”。 　　而在棚民方面，一方面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清代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人口大爆炸背景下，他们不得不进入山区开垦谋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地方土著居民和官府所仇恨敌视，随着山区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进入山区的棚民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以致于当时的棚民哀叹说：“某骡子，实则骡亦不逮矣！” 　　在这种生活得比骡子还辛苦的沉重生活压力下，于是，嘉庆元年（1796），在棚民聚集、生态环境日益恶劣的湖北枝江、宜都等山区，白莲教起义率先爆发，并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秦岭巴山地区，清廷最终经过九年混战，“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尽管白莲教起义平定，但清廷却元气大伤，开始步入乱世末日。 　　而从某种逻辑上，玉米的传播，也与清朝的人口大爆炸、山区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白莲教起义，有着间接的关系。 　　▲图源：摄图网 　　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鸦片战争的爆发，则使得玉米进一步扩散传播。 　　1840年，英国正式对清朝发起鸦片战争，清朝在屈辱中被迫卷入全球化，而随着洋布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冲击，中国传统的手工业者开始大量破产；在土地兼并、生态恶化的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 　　另外，在玉米、番薯等农作物促进清朝人口大爆炸、山区开垦、破坏森林、水土流失的长期积累影响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水旱蝗灾也开始愈演愈烈，到了道光皇帝时期，清朝的自然灾害到达了高峰，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甚至流毒影响到了民国时代，在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间，短短25年间，中国爆发重特大水旱蝗灾竟达77次之多，并引发了多次大饥荒。 　　在全球化的商品冲击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冲击下，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民贫困化也日益严重，于是，不仅仅是在山区，即使是在平原地区，尽管粮食种植结构仍然以水稻、小麦为主，但普遍将稻米和小麦用来交租缴税的农民，却吃不起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了，例如在民国时期的山东黄县，由于玉米相对小麦等作物便宜很多，以致当地农民普遍以玉米为主食： 　　“食粮之属以麦与谷为主要品，其更贱者则为高粱，近二三十年来多种玉蜀黍者俗呼曰包米，遂皆以包米为片片，谷制者少矣，盖黄境全恃三省之粮，东三省产包米，其价较谷为俭，农家乃自种之，食之颇甘，微不耐饥，故包谷日多，而谷日少，并高粱亦鲜食者矣。” 　　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农民贫困的日益加剧，玉米也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开始广为种植，为了活下去，农民不得不放弃了相对精细的稻米和白面，改而吃起了相对粗糙的玉米和番薯，因为玉米和番薯这两种作物相对更高产、更便宜，农民相对还吃得起。 　　对此，民国时人徐坷在1924年分析说，“南人食稻，北人食麦，夫人而知之，然皆就中人以上之家言之。篓人之常食品，南为薯芋，北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翟者，则仅见。” 　　▲玉米在晚清民国时期，成为北方贫困农民的重要主粮。图源：网络 　　由于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因此到了民国时期，山东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是以玉米、高粱、番薯等为主食，而不是传说中的小麦，民国山东的《清平县志》也记载说: 　　“食品，以麦为尚，惟富民食之：中产以下所食惟玉米，高粮（粱）等，而间以薯芋。” 　　民国时期河北《清苑县志料》也记载道：“乡民常食以高粱、小米、玉蜀黍为多，向不食用麦粉，即食之均在旧历年节或麦秋时偶用数日，过此以后仍食杂粮，高年人亦有食麦粉者，半皆小康之家，劳农人家自以粗粮为便也”。 　　而在河南，民国时期的《洛阳县志略》也这样写道：“贫者多食小米、玉蜀黍、甘薯、豆类等杂粮，而佐以园蔬及野菜之类”。 　　在晚清民国时期农民普遍贫困化的影响下，于是，玉米的种植继续迎来了高潮，甚至在传统上号为富庶之地的安徽、浙江等省的山地地区也“多种之”，例如在浙江遂安县“玉蜀黍……几为全邑半年之粮”。 　　也就是在这时期，玉米最终在黄河中下游也广泛种植开来，并突破长城，进入到了长城以北的内蒙和东北地区。于是，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以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番薯和马铃薯等为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最终逐渐定型，而历经四百多年传播，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作物最终也在中国扎根下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重要主粮之一，并助力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而在品味历史的同时，我们作为祖先艰苦谋生的留存后裔，又怎能不感谢玉米的功勋和上天的眷顾？ 新澳精准资料免费提供网站 ,收益成语分析落实_钱包版5.842 　　参考文献： 　　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金麾：《清代森林变迁史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春之卷 　　王双怀：《明代从海外引入华南的粮食作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